雖然，連帶著佛寺的造立與僧尼出家盛行，發達了造像、寫經、佛具工藝等的佛教文化，但自唐朝中期開始，也產生了許多弊端。隨著佛教的繁榮，國家的佛教行事，華麗起來，徒使國庫的負擔增加。佛寺領有廣大的莊園，免除徭役，僧尼人數增多，又使國庫的收入減少，造成財政的貧乏。佛教與國家的利害相背，故有知識分子站在國家財政的立場，看到佛教的繁榮，深感有對教團加以整肅的必要。當時的道士趙歸真，導引唐武宗信仰道教，又有宰相李德裕的關係，遂斷然地推行了廢佛壞法的運動。

從唐武宗會昌二年（西元八四二年）起，著手整肅全國的佛教教團，僧尼中有犯罪行為者以及不守戒行者，悉令還俗。當時，禁止咒術和妖術，禁止僧尼保有私人財產，有則沒入國庫。長安一地，還俗者即達三千四百五十九人。廢佛法令的嚴酷，與年俱增，至會昌四年，命令破卻所有小規模的佛堂，招提、蘭若等的無額寺院，原住之僧尼，一律還俗。尤其到了會昌五年，規定長安及洛陽，各留四寺及三十僧人，天下各州，僅各留一寺，依其州之大小而分三等，大州留僧二十人，中州十人，小州五人。此外的佛寺，全部毀廢，僧尼悉數還俗。由此廢佛政策的實行，被毀佛寺四千六百所；招提、蘭若等小規模的佛堂草庵，達四萬餘所；僧尼還俗者，二十六萬五百人，沒收了寺田莊園數千萬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