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謂唐代佛教所賦的國家性格，是非常強烈的。

第四節 僧尼的簿籍以及度牒和戒牒

唐朝建國開始，對於佛教便採取反對隋之外護政策態度。由於太史令傅奕，為謀富國利民，上奏政策二十一條，減省寺塔僧尼，故於唐高祖武德九年（西元六二六年），命令沙汰佛道二教。長安殘留佛寺三所、道觀兩所；地方諸州，殘留寺觀各一所，以精勤於練行的僧道居之，此外所有寺觀一律廢止，僧道則命之還俗。此乃繼續北魏北周之後，破佛的嚴厲政策，然至太宗即位，此令即行中止。可是由此沙汰僧道以整肅釋道二教的詔令，使得唐初的兩教教徒，痛定思痛，採取了自誡自肅的態度，其結果，竟成了幸運的開端，奠下了發展的基礎。

唐太宗慨歎天下優秀僧道人數的減少，故命以二千人為限度，藉以選度僧道的人才。同時禁止私度僧，用以杜絕偽濫僧的橫行。唐太宗貞觀九年（西元六三五年）命天下諸州，排除姦惡僧尼，代之以人才出家。此時，唐朝之對僧道，便確立了戶籍和公度的宗教政策。唐朝政府之對國民，建立起正確的戶籍，基於均田制，建立租庸調與府兵制，安定國庫財政和治安的維持，並且企及軍備的加強。沿著此一方針，對於佛道二教的行政，也就制定了寺觀的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