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韓佛教史略 29


據余又蓀的《隋唐五代中日關係史》(臺灣商務印書館,西元一九六四年出版,二一頁)的意見說:「太子提倡佛教,其所收之效果,大約言之,為:1.以佛教之教義而養成和平和睦之精神,導動亂之人心趨於正途。2.接受佛教之文化以促進日本文化之發達。3.當時日本停滯於氏族社會階段,每一氏族各信奉其氏神,形成分裂之現象。太子提倡佛教,超越各氏族氏神之上,使人民普遍信奉佛教,由信仰統一以促成國家統一。」

佛教中心的飛鳥文化


推古天皇都於奈良縣的飛鳥地方,文化史上稱為飛鳥時代。此一時代的中心人物是聖德太子,此一時代的中心文化是佛教文化。聖德太子雖於當時中國大陸的各種學問,佛、儒、道、法與經籍史籍,無所不通,但他專注於佛教文化的推展,卻是事實。所以,當時的日本,是以佛教文化而放出燦爛的飛鳥文化。

飛鳥時代的佛教事業非常之多,現舉其重要者介紹如下:

當然,除了遣使入隋之外,對於朝鮮半島的往還,更加密切,故有惠慈、惠聰、惠觀、觀勒、曇徵等沙門,先後自半島赴日,傳播佛法。因此,又藉這些朝鮮半島的沙門為媒介,將盛行於中國南北各地的佛教及其他文化如天文、地理、方術、曆書,介紹到了日本。試看聖德太子在未遣使入唐之時,所講所疏的三部佛經,《勝鬘經》是劉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西元四三五年)自印度到江南揚都的求那跋陀羅,譯於丹陽,《法華經》及《維摩經》二經,是姚秦弘始三年(西元四〇一年)到長安的鳩摩羅什所譯。《勝鬘經》出於南方,《法華經》、《維摩經》出於北方。以此可見,到了飛鳥時代,盛行於中國南北朝時代的佛典,日本都已由朝鮮半島輸入了日本。不過,尚有一個事實,我們切不要忽略了,那就是直接由中國大陸移民而去的中國人,也是主要的文化使者。

僧官及僧尼令


由於政府提倡佛教的信仰,寺院及僧尼數目日增。推古天皇三十二年(西元六二四年),已有寺院四十六座,僧八百十六人,尼五百六十九人。天武天皇九年(西元六八一年)之勅中,有「京內二十四寺」之語,以此可以推知飛鳥京都的佛教盛況。持統天皇四年(西元六九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