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余又蓀的《隋唐五代中日關係史》(臺灣商務印書館,西元一九六四年出版,二一頁)的意見說:「太子提倡佛教,其所收之效果,大約言之,為:1.以佛教之教義而養成和平和睦之精神,導動亂之人心趨於正途。2.接受佛教之文化以促進日本文化之發達。3.當時日本停滯於氏族社會階段,每一氏族各信奉其氏神,形成分裂之現象。太子提倡佛教,超越各氏族氏神之上,使人民普遍信奉佛教,由信仰統一以促成國家統一。」
佛教中心的飛鳥文化
推古天皇都於奈良縣的飛鳥地方,文化史上稱為飛鳥時代。此一時代的中心人物是聖德太子,此一時代的中心文化是佛教文化。聖德太子雖於當時中國大陸的各種學問,佛、儒、道、法與經籍史籍,無所不通,但他專注於佛教文化的推展,卻是事實。所以,當時的日本,是以佛教文化而放出燦爛的飛鳥文化。
飛鳥時代的佛教事業非常之多,現舉其重要者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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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寺院:聖德太子建有在大和地方的法隆學問寺、中宮尼寺、橘尼寺、池後尼寺、葛城尼寺,以及攝津的四天王寺、山城的蜂岳寺(亦名廣隆寺),此七寺最有名。尚有蘇我馬子所建的法興寺等好幾個寺。到推古晚年時,計有寺院四十六所,僧侶三千三百八十五人。在這些寺院之中,以今之大阪的四天王寺及奈良縣的法隆學問寺最有名。四天王寺的興建緣起已如前述。法隆寺的用意在於興隆佛法。為建此寺,除了日本工匠之外,特向百濟招來寺工、瓦工、雕刻工、畫師等,大陸佛教藝術的輸入,一時達於鼎盛。其中以法隆寺的建築,日人稱為現存世界的最古木造建築物。原物係推古天皇十五年所建,但可能曾被火燒一次而於元明天皇和銅年間(西元七〇八~七一四年)重建,縱然如此,距今也有一千兩百五十多年的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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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經製疏:聖德太子深達佛理,故於推古十四年秋,受天皇之請而講《勝鬘經》三日。其次又於岡本宮講讚《法華經》,頗得天皇嘉許,而將播磨國之水田百町施太子,太子轉施法隆寺。太子說法時,於俗服之上加著袈裟,宛如沙門,而以優婆塞之身分自居。唯僅以三日的時間,講完《勝鬘經》,其簡略可知。太子選擇《勝鬘經》,是因此經是敍述一位皈依釋尊的女性菩薩勝鬘夫人;推古天皇為女性,日本開國神話中的天照大神,也是女性的太陽神,此可謂觀機逗教之舉。至於《法華經》,乃為中國佛教家譽為經中之王的一部重要經典,會三歸一,暢佛陀的本懷,示佛教的極致。中國的天臺智者大師,也正好活動在這個時代,此真所謂:「東海有聖人出也,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聖人出也,此心同此理同。」
聖德太子不但講經,並且為經製疏。他作有《法華義疏》四卷、《勝鬘疏》一卷、《維摩義疏》二卷,合稱謂《上宮御製疏》。此為日本最早的佛教著述,其中的太子親筆草本《法華義疏》四卷,現仍存於日本的皇宮,珍為傳國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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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交通:推古之世,太子的政治建設是在休養生息的原則下完成的,對內對外,皆不主張用兵。尤其對外政策,願以不亢不卑的對等地位,與中國接觸,並盡量吸收中國的文化,以助長日本的進步。從中日交通史上看,推古之世,遣使入隋,先後計有四次:初次是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即推古八年;第二次為隋煬帝大業三年,即推古十五年;第三次為大業四年;第四次為大業十年。第一次在日史無記載,而見於中國的《隋書‧倭國傳》。自第二次起,日本派遣了大批通曉中國文化的學者來中國留學,例如《隋書‧倭國傳》中說:「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
(案:即是推古天皇)
遣使朝貢,使者曰:『聞西海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使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這就是使臣小野妹子及其所帶的一批人員。其中有名的有八人:倭灌直福音、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漢人日文、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惠隱、新漢人廣齊。這些人名的頭上兩字如奈羅、高向、南淵、志賀,都是地名,漢人是指研究漢學的人,下面兩字才是名字。他們到了中國,留學時間極長,都在十五年至三十二年之間。直至唐有天下,他們才回日本,將其所學,建設日本。比如學問僧日文,大化革新時被任命為國博士,且舉為僧官的十師之一。
當然,除了遣使入隋之外,對於朝鮮半島的往還,更加密切,故有惠慈、惠聰、惠觀、觀勒、曇徵等沙門,先後自半島赴日,傳播佛法。因此,又藉這些朝鮮半島的沙門為媒介,將盛行於中國南北各地的佛教及其他文化如天文、地理、方術、曆書,介紹到了日本。試看聖德太子在未遣使入唐之時,所講所疏的三部佛經,《勝鬘經》是劉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西元四三五年)自印度到江南揚都的求那跋陀羅,譯於丹陽,《法華經》及《維摩經》二經,是姚秦弘始三年(西元四〇一年)到長安的鳩摩羅什所譯。《勝鬘經》出於南方,《法華經》、《維摩經》出於北方。以此可見,到了飛鳥時代,盛行於中國南北朝時代的佛典,日本都已由朝鮮半島輸入了日本。不過,尚有一個事實,我們切不要忽略了,那就是直接由中國大陸移民而去的中國人,也是主要的文化使者。
僧官及僧尼令
由於政府提倡佛教的信仰,寺院及僧尼數目日增。推古天皇三十二年(西元六二四年),已有寺院四十六座,僧八百十六人,尼五百六十九人。天武天皇九年(西元六八一年)之勅中,有「京內二十四寺」之語,以此可以推知飛鳥京都的佛教盛況。持統天皇四年(西元六九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