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文學作品之中，往往會看到不饒恕的因果原則，譬如法國大仲馬的《基度山恩仇記》，宗旨是在「有恩必報」也「有仇必報」。這在佛教是不希望的，所謂「怨家宜解不宜結」，何必這樣呢？這一觀點，在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茱麗葉》中倒是正確的。最近東西方的兩個區域，出現兩位女作家：一位是法國的莎岡，一位是日本的原田康子。有人不解，何以莎岡的作品缺乏一種悲天憫人的心懷，而原田康子則不同。我想也許是她們彼此所受文化教育的不同，所以各自對於人生境界的看法，才各有不同的。顯然地，原田康子是受了東方文化的陶冶。但要如像青松法師所說：「文學家的意識，全部具備了慈悲（博愛）自由（解脫）的精神。」筆者實難苟同，若如所說，那麼佛教的釋迦世尊和歌德與托爾斯泰之流，也只能等量齊觀而已了，豈不有失武斷！至於文學家的「博愛」和「自由」，能不能與佛教的「慈悲」、「解脫」並為一談，實在也是很大的問題。當然，筆者深愧學力有限，所提出的論點，不一定已經深入中肯，更不必作為一成不變的定律來看。

筆者以為，在今天，我們不是爭面子、比高矮、鬥意氣的時候，也不是專找別人錯誤的時候，而是彼此團結，大家貢獻力量的時候，大家採納各個對方的正確處，來共同努力，才是促進時代和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否則，彼此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