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好多著作很快地便影響了日本佛教的義學風氣，日本佛教，初因它的一切規模，都是學自我國及高麗，所以他們的研究領域也不出我國的型範之外，但從梵文佛典受了西方學界的重視之後，日本佛教也發生了極大的轉變。我們看日本佛教思想的轉捩點，是在西元十九世紀末葉與二十世紀初期之間，由於受了西方人研究梵文佛典的影響，日本的佛教便進入了新的階段。西方人只以梵文及巴利文作為研究初期佛典的資料，日本則一方面採取西方人的科學技術接受西方人研究佛教的原始資料，另一方面又能參照利用中國佛教的材料，予以科學技術的融貫與處理，所以近世以來，真正要看佛教新文化的成果，實捨日本莫由。日本這個民族，要好心特別強，模仿的本領也特別高。他們近世以來，不唯沒有放棄對中國佛教的繼續研究，尤其採納了梵文、巴利文的材料，故將整個佛教，翻了一個身，一方面從下向上推溯研究，另一面又去由上向下追本求末，前者是對中國佛教的研究，後者是對印度根本佛教的發掘。最值得注意的，在最近的六、七十年之中，日本佛教的人才之盛，盛於以往的任何階段。人才從何而來，一言以蔽之：教育而已。日本的佛教大學之多（共有九所），比中國的佛教小學還多幾倍，所以佛教的人才，也從佛教的大學之中，接踵而出。比如影響近世佛教思想最深的有：常盤大定、村上專精、姊崎正治、井上哲次郎、小野玄妙、伊藤義賢、木村泰賢、高楠順次郎、度邊海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