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井伯壽、南條文雄、織田得能、望月信亨、鈴木大拙等，多是博通梵、漢、英、日語文的佛教學者。因為他們的教育普及，所以才有如此的成績，中國的佛教，因為沒有教育可言，所以只好抱殘守缺，我們即使出了一兩個人才，才氣縱橫而如太虛大師這樣的人，要是他生在日本，對佛教的永久貢獻，可能還要大些，但他生在中國，中國人才太少，有了一個人才，樣樣事情都會麻煩到他，把他當作萬靈丹看待，故在學術思想上面，以及整理發揮的工作上面，仍然無法趕上佛教史上一等大師，如慈恩窺基、清涼澄觀、天臺智者。但在日本，如織田得能及望月信亨，窮年累月，各編一部《佛教大辭典》，比如望月信亨，如他自己所說：「經三十年的苦戰惡鬥」，才完成了一部《佛教大辭典》；至於織田得能，為了編輯《佛教大辭典》，多年辛勤，終以身殉，後來是由高楠順次郎，為之盡力，始克完成。像這樣勤懇的治學精神，在我國佛教史上，自明代蕅益大師編集《閱藏知津》以來，尚還無法找得一人，能夠以之比倫者。對於佛教工具辭書的編纂，我國雖有梁代僧旻寶唱等的《經律異相》，唐代道世的《法苑珠林》，宋代法雲的《翻譯名義集》，明代一如等的《大明三藏法數》，明代圓瀞的《教乘法數》等書，然以近世來說，那些東西雖有價值，但已不切廣泛精確的實用，因此而有無錫丁福保居士參照織田與望月二氏的日本《佛教大辭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