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曾一度因為失去了指導的老師而準備放棄撰寫論文的努力。幸而又在野村耀昌博士的勸慰和勉勵下，繼續整理資料和加緊閱讀了必須閱讀的書。到了去（一九七四）年新年，向野村先生拜了年，決定依照原定計畫，在去年年底以前，完成論文的撰寫和提出。所以由高我一年的三友健容先生開著他的車子，陪我拜訪了主任教授金倉圓照博士，同時說明了請他擔任我的論文指導。以往，我經常去坂本教授的府上，從未拜訪過金倉教授，雖從碩士時代我便選修了金倉先生的梵文課，但因我對梵文未從初級打基礎，雖學也是半路出家，加上金倉先生沈默寡言，除了上課，絕少見他和學生言談，所以我也從未單獨向他請教過什麼。可是意外得很，同學們人人都不敢到他府上打擾的金倉先生，對於我的請求，居然一口答應了，並且給予不止兩、三點的親切的指示。於是，從此之後的我，便把自己每天每天地，從朝晨至深夜，緊緊地關在一間四個半榻榻米的木造的小樓的斗室中了，不再到學校上課，也不再帶了冷飯和鹹蘿蔔的便當盒，穿梭在東京的幾家佛教關係大學的圖書館之間了。每月寫一章，初稿送請野村先生過目，二稿則呈金倉先生指正。也就是說我不去學校上課，卻每月必定要去金倉及野村兩位教授的府上至少各跑一趟。當去年四月間，臺灣的道安、星雲、煮雲、慧嶽、寬裕等法師一共四十多人訪問東京之時，正是我忙著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