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曾經歷練了許多的苦難,比如一九四九年的隨軍撤退到臺灣,以及從一個上等兵到少尉軍官,再從一個退伍軍人第二次走進寺院,一直到留學日本而完成了即使對於日本人而言也是相當難得的博士學位,但卻與一般人所猜測的我之成為和尚的因素,毫不相干。正因為我做了和尚,才知道唐玄奘等遊學印度的歷史事蹟,以及日本文化之受中國文化的薰陶之深遠,其中的成分,出之於自隋唐以後派遣來華留學的日本僧人之努力者,相當驚人。

今天的印度,佛教幾乎已不存在,今日的中國大陸,佛教也已衰敗,臺灣佛教的基礎,尤其在佛教關係的文物資料之收藏和研究的環境方面,相當的薄弱。而在今天的日本,從明治維新的後半期以來,他們陸續地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的僧人,赴歐洲留學,學到了歐洲學者的治學方法,他們從語言學、社會學、哲學、宗教學等的各種角度,對佛教做語文、藝術、思想、歷史,以及論理學和倫理學的分析研究,將傳統式的宗教信仰為目的的佛教,開闢出了另一個純客觀的學術研究的園地,其目的在於究明佛教思想和佛教信仰,在人類的社會史及思想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它曾經產生過的文化價值。

所以這與以傳播宗教信仰為目的的宗教活動,有著相當的差距,宗教師而像我這樣的出家人,可以加入這種研究佛教的工作而成為佛教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