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卻先我做了補充說明，他說他們韓國的比丘，有了相當程度的專研修習之後，始被分別尊稱為法師、禪師、論師、律師等，一般的出家人是不能用這些頭銜的。這也與律制的規定相符合。因此，有位韓國曹溪宗駐在東京弘法院的院長行願禪師，當他要贈送我一部被視為韓國國寶的海印寺藏版《楞嚴經》的影印本時，不知對我用怎麼樣的尊稱做簽贈。

前面說到越南的留日比丘們，受其國內的重視，也受日本佛教界重視，倒不是重視他們的智能和已有的地位，而是重視他們對於以後的越南佛教所具有未來性的期望。因為他們在其本國或在國外，均在同一個組織系統下受保護和受鼓勵。雖然，以我看來，乃至以我國青年們的角度看來，他們的心理年齡尚很稚氣，甚至有點像意氣用事的出鋒頭主義，但也正由有點稚氣，才有青春的活力，推動他們做種種的努力。

至於韓國比丘在日本，也比我們中國僧尼有福報得多，至少，他們有其本國的寺院可住，不用為房租及生活費擔憂，也不用自己炊煮。更可羨慕的是他們仍能和在其國內一樣地過著僧團生活，每天朝晚參加例行的殿堂課誦。因此，韓國比丘留學日本之後，雖然也有一個還了俗，但在比率上是很少了，原因是他們不必改了服裝去打散工找生活。住在寺院中未必沒有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