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然在出版佛教新書最多的日本，也無法求得這樣的一部書來。

講起佛教的史書，在漢文的《大藏經》中是相當豐富的，《大正新脩大藏經》的「史傳部」，即收有五百五十一卷。然而，若以今日新史學的角度來衡量，那些僅是珍貴的史料，而非精確的史書。因為其中尚有許多相互矛盾與彼此出入之處，必須加以考證、比較、推論，同時要運用更多的工具，例如考古學、語言學、宗教學和哲學等的知識，予以旁證以後，始可信其為真。縱然如此，也只能信其近於史實而未必即等於史實。

因此，深深地感覺到，我們確有編寫一部能為現代人所接受的佛教通史的必要。同時，當我寫了《戒律學綱要》及《比較宗教學》兩書之後，又發現我國古來的高僧之中，凡是重視戒律和研究外教的人，大多也會致力於佛教史傳的編纂和撰著，例如梁代的僧祐律師，弘揚《十誦律》，撰寫《弘明集》十四卷；他的弟子寶唱律師，撰寫《比丘尼傳》四卷。撰寫《高僧傳》的梁代高僧慧皎，也是兼弘經律的。唐朝的道宣律師，是中國南山律宗的鼻祖，但他撰有《續高僧傳》三十卷、《廣弘明集》三十卷、《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這一發現，對於我的鼓勵極大。

可是，當在著手史料的蒐求整理之際，又覺得進行得非常緩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