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碑記也好，新發現的單行本也好，均註明了出典的卷數與頁數，自然是近代學者應有的態度和責任。可惜的是，作者對於近代學者的有關著作，雖在「序」中提到了，曾經參考了那些人的那些著作，並承認在資料的蒐集、處理，給他在研究方面的幫助很大，然在全書之中，僅指出某人的觀點錯了（如胡適），或是某人的說法正確（如關口真大），但均未曾註明錯是錯在什麼書的那幾頁，或那些文獻的那幾頁。這對於讀者的要求而言是不能滿足的。也許這正是作者的厚道之處，不願作毫不容情的指摘罷！可是，為了辨明是非與正誤出入，能夠更加明朗一些，乃是讀者們所希望的事。

再者，在本書的研究和寫作過程中，那些被參考的近代人的著作之中，究竟在那些方面或那幾點上，給了作者很大幫助？作者也未表明。當然，能夠讀到那些原作的人，在比觀之下，自可瞭解，而對一般無暇讀到那些參考書的人，也不免有些過分的含蓄之感。誠然，本書作者的思想和立場，是絕對獨立的，絕對未受任何一本參考書之影響的；處理資料的方法，也是絕對地自成一格的。我只是說，作者最好也能將他得到參考幫助的地方，告訴讀者。因為治學的先後努力，如同運動場的接力賽，接替的人修正先行者所犯的錯誤，先行者縱然錯了，也是接替者的著手發足之處，否則，站在先行者的立場，是不太服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