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不得而知。一個學僧以「大砲」稱呼他們的老師，乃是不敬的表示，已無疑問了。第二天早晨，東老人辭出靜安寺的尊客寮後，如驚鴻一瞥，讓我見到了一下，風儀非常可敬的樣子，但卻並未如何地注意他。

第二次再遇到東老人時，我和他都已逃離大陸到了臺灣，那是一九五二年的農曆新年，我與靜安寺的幾位同學，去新北投的居士林小聚，飯後去法藏寺，向正在閉關的東老人拜年，但連我的名字也沒有來得及告訴他，僅在他關房前的樓梯口拜了一拜，便跟著大夥兒離開了。

第三次則是一九五八年的佛誕節，我去赴在臺北新公園舉行的慶祝大會，上海時代的老同學性如法師，把我拉到最前面的貴賓席，介紹給了東老人。原來性如法師正在為東老人編輯《人生》月刊，我是《人生》主要的撰稿人之一，我用「醒世將軍」的筆名，寫了好幾篇長文，所以這次見面，東老人對我的印象極深，他再三地希望我能去他的文化館住住。我則說：如有休假的機會，一定會去親近他老人家。這是我第一次和東老人交談，所以在我的《歸程》中，把這當作正式見面的第一次。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