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寫文章的因緣，受東老人器重，結果經過不斷地接觸，被他老人家仔細地察看了一年多，他便決心要收我做徒弟了，他費了半年的神，使我重新成為僧團的一分子，那是一九五九年農曆臘月初八佛成道日，正式剃度，有了我現在的法名。東老人為我的命名，曾花了很多腦筋，「聖嚴」兩字，音似聖賢，乃以聖教莊嚴佛法，又以聖法嚴飾自我的身心，復用聖德淨毘尼之意，勉我嚴以律己並發揚聖業自期。所以他老人家聽到師友們稱我的名字，就會發出會心的微笑。

但是，我的這位師父，並不如想像中的那般慈悲。在我隨他出家之後，除了為文化館編輯《人生》月刊，還兼做雜役及他的秘書。那段時期，他自己很少動筆，除了極重要的信件，非他親筆不成之外，通常函件、公文，乃至《人生》的社論，均係由他口授，我執筆，往往他提示幾個要點之後，便囑我自己動頭腦。有時我頗反感，因他喜歡罵人，對教內的不平之事，教我用筆名出面聲討，我則覺得那是多管閒事，犯不著的，他老人家卻說：「大家不管閒事的話，佛教豈非黑白不分了嗎？」因此，我照他的意思寫過幾篇罵人的短文。

他老人家對我這個徒弟，可以用「刻薄」兩個字來形容，我的趣味是在讀書、寫作，他卻耳提面命，經常要我多做事，他曾說：「你已三十多歲，正是做事成就人的時代。」又常說：「你的智慧已夠應付得過，就是福報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