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由大陸逃到香港的青年法師,受到物質生活的誘惑,進入了基督教所辦的道風山神學院而還俗結婚,做了外教的傳教士;有的則以耐不住經濟條件的困擾而流落為經懺僧,青松法師卻能獨來獨往,無動於衷,掛單於山寺,遊心於閱讀與寫作的生活,作品常在報刊發表,賺取幾文稿費以充紙墨書籍之需,所以深受道安法師的賞識,也受印順法師的關注。來臺後,由於他與道安長老是湖南同鄉,所以一直與道老保持近乎法眷的關係。而於道老謝世後第四年,曼濤也跟著走了!

又據一位現居於加拿大的誠祥法師告訴我,他在香港時,曾與青松法師同堂打禪七,堂頭老和尚看到青松輪值巡香時,肩起了香板,一步一搖、大模大樣地巡視監督每一位禪和子時的那副神態,在開示時禁不住要對大眾說:這位小比丘大有來歷,大概是那一座大寺院的老參上座再來。而曼濤先生自己也對我說過,他的聰慧是與生俱來,對於佛法的領悟力,似乎是在閱讀佛經之先。我不能證明他是開了悟的人,我確能深信他是具有宿慧的人,他的反應快、閱讀速度快、學習的速度快,寫作速度也快,都是我所不及。他的過去世,縱非老參上座,也應該是一位曾經學佛修行相當長久的人了。

不過,我與青松法師結為朋友,應該是從一九五八年起,當時我在《佛教青年》季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學與佛教文學〉的文章,提出了我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