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巧與青松法師的看法不一致，所以引起了他的抨擊，他的筆鋒利，詞鋒也利，罵我不懂文學的創作。我除了提出補充說明外，不表示敵意，並覺得諍友難得，此後便有了書信往返，直到他謝世為止，他仍是我的一位難得的諍友，他的那份才華，始終為我欽慕。

曼濤先生給我命中最大的影響力，應該是受他之勸，決心留學日本之一事。那是一九六四年，我在臺灣南部山中潛隱自修，因與數友在《海潮音》月刊上討論中國佛教前途展望的問題。他來信說：「兄座真想振興中國佛教，最好能來日本看看，不必是為學位，但來看看人家已在做些什麼，也能有助於中國佛教的展望。」當時我已知道，不論從學術的研究、教育的普及、教團的組織、人才的數量等任何角度來看，中國佛教起碼已落後日本三十到五十年。本來覺得自己已經三十四歲，學力不足，身體也不健康，經費尤其是問題，實在鼓不起出國留學的勇氣。但接到他的第二封信中說：「不用顧慮太多，留學生的辦法很多，到了國外一切問題自然解決。」

於是，我就請他代辦留學的入學申請手續，當時曼濤先生就讀京都的大谷大學，他的指導教授橫超慧日博士也答應幫忙，要我寄贈一套我的文集，請橫超先生指教，同時囑我另寄一套文集給神戶關帝廟的住持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