購物時，日本人不能聽出我是在日本才住不久的人，所以往往問東面的路，會被引向西面走，或者乾脆回稱：「到處有路標，何不自己去找？」倒是對於不太會說日語的外國人非常親切。因此，我見曼濤先生那樣地到處能遇「貴人」相助，真希望下世轉生也為湖南人才好哩！其實，他是留日的前輩，而且已經讀畢博士課程，日文程度自然高過於我，所以他能和任何一個日本人談得津津有味，我卻尚無此種能耐。

當時曼濤先生對同為留學生的某些人，頗有不屑之感，說那些人，沒有研究學問的基本條件，那些唯唯諾諾之輩，縱然日本話說得不錯，一談到學問便會不知所對，不知所云；又說有些人，根本是在混文憑，或者更糟糕的是根本不為讀書，只是為了保持在日本居留的權利，不得不有一個留學生的學籍。他自己是不同的，既為留學，就要真的求學問，所以除了課堂之外，也要與日本的學術界人士多做接觸。他有一個另外的長處，便是不怕碰釘子。所謂慧可為求法而斷臂的故事，雖無史證，曼濤先生為求學問而受白眼之時，他能甘之如飴，這種精神是可佩的，但當他站穩立場，確有把握時，也會毫不保留地反駁對方。

一九七一年及一九七二年之間，曼濤先生為了主辦《天聲雜誌》而經常往返於臺北及日本之間，我為他寫了幾篇長稿，早先說明是有稿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