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也幫了幾位留學生取得了橫濱孝道教團的獎學金，甚至從未到過臺灣的一位梁君，他也給了一份佛學研究所的證明書，取得了該教團每月五千日圓的獎金。我未求他幫忙，而向中佛會申請證明書，竟由於辦事人員不知何故而擱置遲批，結果是向了壁。當時我想曼濤先生竟比中佛會更有熱心協助留學生，真有萬千的感慨！

至少我所見到的曼濤先生，是一位豪傑而非聖賢，所以他宜以在家身來實現他的理想。如其終身出家，就可能不是一位清淨的持戒比丘，也不可能稱其豪邁的天賦來發揮其才能。比如他不拘小節、不拒女色、酒量大得驚人、金錢的觀念含糊，所以在佛教界頗有一些物議，以致一九七五年在他成立「大乘文化出版社」之後，仍有許多人持觀望態度，也就是說，不相信他真的能夠完成這麼一套鉅構的出版工作。但他終於完成了，而這總計一百冊的《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完成出版之時，他以四十五、六歲的壯年，到一九七九年年底，他幾乎已是鬚髮皆白的老人，可徵其不僅是為蒐尋資料而忙碌，尤為張羅經費而憂苦。多虧他能從萬般的困境中，突破重重難關，僅憑一介寒士書生之熱忱，對現代中國佛教文化著述的整理編輯，做了偉大的貢獻。

曼濤先生與我見面交談佛教問題最多的時代，即是在我留學東京的階段，他經常給我一些啟發性的鼓勵，見他常常鬧窮，卻又不為窮而發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