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館最好的菜是一碟子炒花生米及一盤子白水豆腐；一斤花生米，可吃上個把月，兩塊豆腐可以供他老人家及住眾們吃一天，而且，有豆腐吃，就等於加了菜。可是他從來不叫窮，他常向我說：「你師父沒有向人家借過錢，只有人家欠我的，我不曾欠人家的。」

他對我們徒弟及徒孫的經濟教育，是「自力更生」四個字。我在臺灣南部山中掩關期間，窮到連洗衣的肥皂、漱口的牙刷、牙膏、寄信求援的郵票錢也無從著落之際，被他知道了，卻未有任何表示。後來他寫信告訴我：他與程觀心居士談了一次話，決定資助我去日本深造，不要苦守在山間的關房裡了。我真不敢相信，所以未為所動。過了三年我在臺北善導寺講經期間，真的辦成了赴日本留學的手續時，他老人家卻說：「我準備給你全部費用去日本時，你不去，現在我倒不贊成你去了。」言下之意，是拒絕了我的求助的期望。臨行之前，我去向他老人家告假東渡，他很嚴肅地對我說：「你一定要去的話，我總要給你一點錢的，可是並不因為你是我的徒弟，我對已經去留學日本的比丘及比丘尼，都曾有過一點資助，比照成例，給你一千美金，分四次匯到。」

到了日本，他老人家滿望我在完成碩士學位後，能回國服務，所以他也去了一趟東京，住在我與靜海法師共租的一間日式木屋中，住了一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