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給我們兩萬元日幣，他說：「要是住旅館及進餐廳的話，也得花錢，讓你們賺一點好了。」他老人家，真會精打細算，的確讓我們賺了一點，可是兩萬日元，當時只有六十元不到的美金，與住旅館相比，他賺得更多了。

後來我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他老人家寫信給我：「汝當作大宗教家，切勿為宗教學者。」同時批評日本佛教之衰是走宗教學者的路，若要挽救人心，應成大宗教家，並列舉許多事實。我雖沒有因此退學返國，卻用毛筆恭書後，懸在我的斗室之中，朝夕以此自警自勉。他老人家反對我求學的理由很多，主要是我的年歲已逾四十，身體又很單薄，加上他的文化館需要人手襄助，他的年事漸高，體力日衰，雖有許多事業想做，卻找不到可用的人。當然，他更不會以經濟助我讀書了，直到我要自費出版日文的學位論文時，他老人家才又分三次匯到了一千美元。我在日本總共住了六年又十個月，花了美金近五萬元，東老人助了我百分之四。

自從隨他老人家出家之後，我的記憶所及，僅有兩次對我表示由衷的欣慰：一次是一九七五年，另一次是一九七六年。

一九七五年我有三樁喜事：1.完成了博士學位；2.受政府邀請，公費回國出席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議；3.日文本的博士論文在東京出版。那年夏天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