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老人家逢人便介紹我說：「這是我的徒弟聖嚴，從日本得到博士學位回來了。」以往他老人家絕不在客人面前介紹我。倒是每次回去，他便約來臺北的同鄉諸山，吃一餐飯，然後一直當著大眾，罵我嫌他的文化館太小太窮，沒把他的文化館當作自己的地方，他好苦命，一直要替我把文化館看守到死，他若不交給我，是他不慈，我若不接受他，是我不孝。反來覆去，直到客人聽得不耐煩而大家起身告辭為止。每次他老人家給我的最後評語是：「聖嚴沒有什麼不好，肯用功，能吃苦，能自持，不貪財，就是喜歡寫文章，有點好名。」

每當我向他告假又要離去之時，總會向我問一句話：「你究竟要不要文化館？你不要，我就送給別人了。」我總是回說：「師父慈悲，請你老人家不要這樣說。我繼承你老人家的法，而文化館是小事，你老人家覺得如何處理好，就做如何處理好了。」有一次他老人家說得更天真了：「聖嚴，你如一定要走，至少要給我文化館介紹一個和你一樣的人來。」可惜，這世界上，叫聖嚴之名的，據我所知尚有三位，和我一模一樣的人，連我的母親也生不出來的呀！

一九七五年夏天回國，他老人家滿以為，這下子總該把我留下了吧，結果我向他表明，我已接受了美國佛教會的邀請，再去美國學幾年英語，以備向國際弘法之用。這個決定，使他很傷心：「我已快要七十歲了，原先只到東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