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國設立中華佛教文化館紐約分館，定可成功……。」

又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四日給我的信中，提到了他老人家，已有遺囑，交代如何處理他老人家的身後事說：「余已立下遺囑，將來死後，既不開弔，又不超度，火化後，葬於臺灣海峽。世上本無我，又何必多留一個殘骨。」

東老人的正式遺囑，一共留下三封，最早的一封，寫於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那是東老人心情最沈重的時期，因為我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自東京初渡太平洋，飛到美國的舊金山，同月十六日抵達紐約市。我在離開日本之時，給東老人寫信遙遙地向他告假西行，他沒有回信。在他老人家的印象中，聖嚴走得更遠了，回國繼承文化館的可能也完全消失了，所以寫下了第一封遺囑。其中沒有提到我的名字，更未提到本館關係人包括徒弟、徒孫，及住眾的任何一個名字。他在說明幾筆不動產的地段番號之後，特別強調地說：「（不動產）均屬鐙朗節省減用所致，其他不動產有限。鐙朗身為佛教弟子，所有動產及不動產，均屬佛陀所有，除興辦佛教教育文化事業及社會慈善事業，用報佛恩及社會恩外，任何私人不得以任何名義動用上項財產（包括依鐙朗出家徒子徒孫在內）。」

東老人屢次說到，他的財產不得歸任何私人所有，這是很不容易的觀念，他雖視文化館為小廟，卻無子孫私下授受的小廟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