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灰投於海。不是把三封遺囑中所提到的人，全部選為財團法人的董事。此從東老人給我其他的幾封信中，亦可看出。可是，第一封遺囑是從保險箱中首先被發現，第二封及第三封，是隔了一天之後，相繼依次發現的。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三點，邀請臺北的諸山長老開涅槃會議，打開東老人房中的保險櫃，發現第一封。同月十八日下午，諸山再聚會文化館，複查東老人房中文件，又於他的寫字桌抽屜中，發現了第二及第三封，此時除了聖嚴本人，尚有妙然法師、成一法師、聖開法師、鑑心尼師、張少齊、張國英、王士祥等居士在場。

在發現第一封遺囑，未見有我的名字，而且我也沒有在文化館任滿十年，連發言權及主張權也沒有，我的責任和義務，乃在如何為恩師盡孝盡敬，如何以自修及弘化來報師恩於萬一。文化館如何處理，既有遺囑，便不必要我擔心了。但我相信，一定尚有另外的遺囑，否則他在給我的信中，所提到「余已立下遺囑」交代不開弔、不超度、火化後葬於海的事，怎麼未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寫的那封遺書中見到呢？不過我唯恐牽涉到籌組財團法人的麻煩事，所以，我未把東老人給我的私人函件（後來發現他的日記中亦有類似的記載），拿出來告訴任何人。

結果，接連發現了第二及第三封遺囑之時，我好像一下子就老了十歲，突然被一副重逾千斤的擔子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