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且由於美金的貶值，日本的物價上漲，希望能夠增加若干款額。朱斐居士，很快給我回信說，他已照我的請求，將信轉出，至於再增加若干數字，恐怕會有問題，並建議我的不足之數，另在臺灣設法。然而，從臺灣設法的建議，我是不忍考慮的，所以又一次地向坂本先生，提到這個難題。他首先問我，一年要多少，然後告訴我：他到一九七五年就要退休了，希望我在他退休之前提出博士論文，至於經費，要是他還活著的話，他會給我設法每年六十至八十萬日圓。他的目的，不一定是助我個人，而是希望衰微沒落甚至即將滅絕的中國佛教，再度復興起來。

幸好一九七三年度的留學經費，經過朱斐居士及美國沈家楨居士的從中接洽，已照我所希望的從瑞士匯到。不幸的是，坂本先生竟又捨我而與世長辭了，縱然他乘願再來，在我的有生之年，他也不可能再做我的指導先生了。

當我來日本之先，即已由臺灣的慧嶽法師介紹，決定跟坂本先生學習。在日本的大學院研究生，僅僅聽某先生的課，並不算是那位先生的門生，要發生指導與被指導的關係之後，始被認為是自己的學生和老師。在這樣的師生關係下，如果相處得好，也就是說，老師對於受他器重的弟子，往往會有父子的親情流露出來。我和坂本先生之間，除了這一重關係之外，還有一重保證人與受保證的關係，所謂保證人，便是對日本政府擔保，留日期間的一切經費及回國的旅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