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成績雖好，也只許做旁聽生。一九七一年之後，則兩度提到，要為煮公授記，屬意煮公繼承焦山法脈，並掌理中華佛教文化館。一九七五年春，我在東京，也接到東老人的來信，提示由我和煮公兩人，共同繼承他文化館的法統。是年八月回國，東老人特地命我寫信邀請煮公，準備舉行儀式，此在煮公的紀念文中，也有記載：「記得在佛光山、義永寺兩處，老人兩度提到要為我授記的事，他老人說：『你與聖嚴很好，等他回來，你們兩個在文化館做個儀式。』後來聖嚴法師得到博士，政府邀請學人回國開會，老人要聖嚴法師來信請我去，我因在萬佛寺大專學生精進佛七中，一天也走不開，他們又有時間性，因此未能成為事實。」（《東初老和尚永懷集》八六頁）

再從東老人的三份遺囑，以及給我的信中，凡是提及文化館的繼承問題，必有煮公的名字在內。自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的第一份至一九七七年十月二日的第三份，所涉組成財團法人的名單，頗有出入，而煮公的大名，則從未更動。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給我的信中，也說：「余決定先成立財團法人，董事人選以本館關係人為主體，再物色一、二本館以外人選，以煮雲、張若虛或方甯書，俾可協助館務。」

最使得東老人歡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