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當時日本學術界權威性的長老，而金倉圓照博士，也是日本學士院的會員，已經被承認為日本國家的文化財，乃是國寶級的人物。他曾經擔任過國立東北大學的校長，他的專長是印度的外道哲學。但是在他的著作和譯著中，卻有不少是有關於中國佛教的文獻。我的副指導教授野村耀昌博士，是中國佛學的專家，著作有十多種，他們兩人都對我的論文有相當高的評價。那份審查報告書的初稿，是由野村博士起草，當金倉博士看完之後，又加上了更多、更強調的嘉評，這在野村先生看來也覺得意外，因為金倉先生的治學態度一向謹嚴，能夠對我如此，這是我的殊榮。

同年的二月十二日上午，整個大學院的氣氛有些緊張，我的同學們、老師們，看到我時，好像是都在為我祈禱，因為有二十來位教授要給我的論文做口試，連金倉和野村兩位指導教授也有點緊張，因為立正大學也跟一般的大學類似，院系不同，難免會有隔閡，意見亦有出入，就是在同一部系之中的幾位教授，也有由於出身的學校和研究範圍的不同，或隱或顯地有些你是我非、我是你非的派系現象。特別是為了爭取行政主管領導地位的權力傾軋，也不是沒有。在口試的會議上，只要有幾位教授說「不」，那就有得麻煩。所幸我是中國人，也從來沒加入他們的派系，因此當我進入論文審查會的會場，出乎意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