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當我和他們同在父母的墳前祭祀之際，我們這一個家族的氣氛，都是那樣的凝聚和肅穆，大家聽著我誦經念佛，他們老壯少的三代，計四、五十個人，都在鴉雀無聲地傾聽，看到我在誦完經後，默默地站在墓前流淚，他們也陪著我輕聲地飲泣。在這樣的場面，又使我感到，我的俗家親人，畢竟還是親人。

因此，到了最後，他們把我送到上海機場，要和他們分別之時，我就有一種生離死別而把我送過了陰陽界的感受。其中一位姪兒，是我三哥的長男，經過幾天的陪伴，已經把他對我的稱呼，從最初叫我「爺叔」（上海話的叔叔），而學會了稱呼我「聖嚴師父」了，這已使我感到不虛此行。故我把那一本遊記，寫到最後，就留下了這樣的幾句話：「這次大陸探親之行，與其說是『歸根』，毋寧說是回到了我血緣的源頭及法緣的源頭，做一次巡禮式的尋根訪問。如果說我和我的俗家親人都是鳥，我能遠走高飛，他們卻不能，我不忍說他們是一群關在籠中的鳥，因為我自己也不是一隻籠外的鳥，再怎麼高飛也無法飛離這個地球世界。」

在那一本書出版後，相當受人歡迎，因為它是既富於感性也富於知性，應該是一本感性與知性交融調和的遊記。到了第二年，一九八九年，還被推薦為嘉新文藝散文項目的候選作品之一。雖然沒有得獎，能夠列入候選，也表示已經受到文藝界的矚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