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做學術性的研討，便不會知道如何運用既有的資源，來給每一個時代的社會，提供多功能的服務與高品質的奉獻。

佛教當有深厚的哲理基礎，也當有淺易的實踐指導，正由於此，便使我除了致力於教育與學術工作之外，也做著通俗性的弘化工作。

我用淺顯易懂的文筆，前後寫過三本書：1.《正信的佛教》，完成於一九六四年，2.《學佛知津》，輯成於一九八五年，3.《學佛群疑》，完成於一九八八年。這三本書的流通量及流通面，都相當的廣。因此有人把它們稱為我的「傳道書」。

我在通俗演講方面，近幾年來也做得不少，於臺灣及香港兩地，每場都有千人以上乃至六千人的聽眾，並且錄製成為卡式錄音帶，以國語、閩南語、粵語，大量流通。

我在東方和西方，所指導的坐禪活動，也很成功。在美國從一九七六年以來，跟我直接和間接學習坐禪的學生已有三千多人，在臺灣則達三萬多人。特別是近一年來，高層次的社會菁英，包括政、學、工、商、文教等各界主管人員，接受我的禪修指導者，人數逐日增加，效果相當不錯。

我對於社會工作的關懷，也沒有忽略。到一九九一年度的新春為止，我所主持的中華佛教文化館及農禪寺，每年冬季，都舉辦貧病的救濟和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