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如此，自古以來的高僧大德都主張行、解並重，如鳥兩翼，如車兩輪。解而不行故無益，行而不解是盲從。基於這樣的理念，我當然是主張知行一致。因此，當時我對王陽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的哲學非常地贊同。雖然當時的全國上下都在以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來勉勵每一個人，我也能夠接受。若從「即知即行」、「即行即知」、「行解相應」的觀點來談，學佛與佛學是絕對地正確的。若要求大家「徹知徹悟」而後行，那就錯了，因為凡夫都是「後知後覺」者，所以孔子說：「寧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是對的。中山先生在他的《孫文學說》裡，對這個問題舉了很多例子，直到現在，我對於沒有信佛教的人也是這樣的鼓勵，不需要精通佛教義理之後才開始信佛、學佛，應該開始了信佛、學佛之後，同時要增進對於佛法的理解。許多人，希望在瞭解佛法之後，要待能夠持戒清淨，才來成為佛教徒，如果真的如此，那就永遠沒有成為佛教徒的機會了。

在一九五七年開始，臺北佛教界的幾本刊物的負責人，知道我會寫文章，而且是在臺港幾家文學及哲學性的刊物投稿，也知道我寫了一本有關基督教與佛教的小書，所以紛紛向我約稿。我也正在希望把當時看到、想到、接觸到的若干佛學理論和佛教現狀的問題，寫出來分享給我們這個社會的讀者大眾。也可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