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夫聽了，非常歡喜。而傳到中國的佛教，因為社會的風俗輕視乞丐的行為，所以比丘只有在寺院的山林裡自耕自食，就像唐代的百丈禪師當時所說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禪生活，也沒有不事生產。

然而，到了近世以來，大的寺院靠山林和農地的租收維持，小的鄉村和城市的寺院，就靠香火、經懺和信徒的應酬交際來維持。他們未必沒有課誦或禪修，但和整個廣大社會的群眾脫節卻係事實。也由於這樣的原因，寺院的經營，既不是為了教化社會，對法的弘揚也就顯得並不重要，既然不需要弘揚佛法，也就沒有人來培養弘法的人才和感到弘法人才的需要，以至於佛教給人的印象和看法，就變成了逃避現實，與世無益，甚至迷信有害，而應加以廢止和淘汰的宗教。

這也就是為什麼近代的楊文會仁山居士，要提倡刻印佛經、流通佛書，並且成立學院，培育僧俗的弘法人才了。他的學生太虛，起而提倡「人生佛教」；太虛的學生印順，繼而主張「人間佛教」；我的師父東初老人，則辦《人生》月刊；而我自己在臺灣創立「法鼓山」，目的是在「建設人間淨土」。這都是為了挽救佛教慧命於倒懸的措施，也是回歸佛陀釋迦牟尼本懷的運動。

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〇年之間，我針對著這些問題，寫了十多篇文章，就是為了釐清這些問題。例如寺院以經懺佛事作為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