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也在那個時段，為該寺主持佛教文化講座，每一個星期日，我擔任講經論，偶爾也做專題演講。經論之中比較受人歡迎的是《大乘起信論》及《八識規矩頌》，專題演講之中，整理成稿的有〈中國佛教藝術的價值〉，以及〈觀世音菩薩之事蹟〉兩篇稿子。我們的講座，所請的講師都是一時之選，例如錢穆、高明、吳延環、梁寒操、南懷瑾等名家。

在那段時日之中，我出版了《比較宗教學》，也到各地去演講，其中包括基督教長老會設於陽明山的神學院，我已不再用犀利的眼光、尖銳的詞鋒，來針對基督教發言。對中國佛教系統的著作，則多花了一點時間，有關於《楞嚴經》、《圓覺經》、《金剛經》、《大乘起信論》的註疏和禪宗的語錄，下了一些工夫。

二、初到東京

當時，因為從臺灣出去的留日佛教青年之中，還沒有一個學成回國的。所以我的師父經過考慮之後，反對我出國；原來答應支持我出國留學經費的一位南洋華僑佛教徒也變了卦；而當時的善導寺，沒有支援我的義務。我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四日，離開臺北飛往東京之時，除了一張機票之外，真是阮囊羞澀，幾乎是在國內佛教界的一片反對聲浪中，踏上了留學異國的征程。有人準備看我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