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為我擔心，可是，我並沒有「荊軻刺秦王」行前那樣的悲愴，沒有想到我是「壯士一去兮不復返」。我只是想到，如果中國的佛教應該衰微，而我自己本身沒有福報，去了之後，得不到援助，隨時可以準備回國，再去住山也是不錯。

初到東京，向位於品川區的立正大學佛教學部辦好入學的手續，便開始上課。進入課堂，發現我的年齡最老，同班的日本同學，都是二十多歲，而我已經三十九歲。當我想到，唐朝的義淨三藏赴印度留學的時候，也是三十九歲，總算還有一點安慰。經過兩個月我都聽不太懂，那些教授都是那麼地親切和藹，日本的同學也很友善，有的能夠把筆記借給我抄，有的每次上課之後，把他們的筆記複印一份送我。同時經朋友的介紹，我有了三位補習日文的老師，而且都是免費。其中一位最值得懷念的是立正大學專教中國語文文法的牛場真玄先生。他已七十來歲，所以退休在家，對於中國的佛教，常常想到要如何地反哺。因為，他知道日本受到佛教文化的恩澤極深，而日本佛教的源頭是來自中國，日本佛教的大批漢文原典，也都是從中國請回。而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竟然凌虐中華民族，侵略中國的版圖，所以他對中國的僧人，是抱著感恩和慚愧的心情，來照顧我們。每次去他府上補習，通常會招待我們茶點，乃至於中餐和晚餐。

在我留學期間，還發生了另一個感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