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依據我國近代的歷史語言學家陳寅恪（西元一八九〇至一九六九年）的研究所見，鳩摩羅什的譯經藝術，有三點值得注意：「一為刪去原文繁重，二為不拘原文體制，三為變易原文。」他以羅什所譯《大莊嚴經論》的漢文本對照現存的梵文本，便發現「中文較梵文原本為簡略」，甚至該論「卷十一首篇之末節，則中文全略而未譯。」又據《喻鬘論》的梵文殘本與羅什譯的漢文本對勘，有兩節梵文原本為散文，譯成漢文則為五言一句的偈頌體；另有兩節的梵文原本為偈頌體（類似韻文），而被譯成了漢文的散文。又有一處梵文的Kanva，本為印度古仙人的專有名詞，如果直譯，中國人就不知是什麼了，所以羅什譯為中國人常識所稱的「諸仙」；還有Mandara及Vindhya原為印度傳說中的兩座大山之名，亦非中國人所習知，所以羅什將之譯成了中國人已經知道的「須彌山」（以上資料，見於胡適的《白話文學史》第九章）。

因此，胡適要說：「他（羅什）譯的書，雖然掃除了浮文藻飾，卻仍有文學的意味，這大概是因為譯者的文學天才自然流露。」又說羅什所譯「最流行又最有文學影響的卻要算《金剛》、《法華》、《維摩詰》三部。其中《維摩詰經》本是一部小說，富於文學趣味。……這部半小說半戲劇的作品，譯出之後，在文學界與美術界的影響最大。」（見於同上書第九章）

因此，佛經的漢譯，除了力求投合漢文化的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