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為中國文學增加了新意境、開創了新文體，拓展了新材料。原來例如胡適所見樂府中的長詩〈孔雀東南飛〉，只是寫實的敘述，而沒有一點超自然或超空間時間的幻想。這是中國文學表現的民族性。又如在《列仙傳》、《神仙傳》，也是非常簡單而且拘謹，等到受了印度翻譯過來的佛典文學影響之後，才有《西遊記》、《封神傳》的超現實作品出現。

西元第五世紀以下，中國的佛教徒們為了要把佛教傳播到民間去，倡行了三種宣傳佛教教義的方法，那就是：

歌詠經文，稱為「轉讀」：四世紀末葉的支曇籥，就是以諷詠經文著稱；胡適先生說，這種以唱誦來讀經的方法，是源自西域，後來傳遍中國，連小孩唸書、秀才舉子背八股文章，也都學著哼出調子來了。但是亦有一些不同，詠讀儒書稱為書腔，詠讀佛經稱為梵腔。

歌詠法言的「梵唄」：此與轉讀同出一源，乃因梵文文體，注重音韻，以能入絃為佳。初期的僧侶，多數是來自西域的所謂梵僧，也將印度人歌詠法言的梵唄方法，傳入了中國。當時僧侶造的梵唄，據《梁高僧傳》所說，有支曇籥的六言梵唄〈大慈哀愍〉；又有〈面如滿月〉、〈敬謁〉等曲子。後來中國化了的梵唄，都帶有一些地方色彩的唄讚，直到今天，尚有所謂四大祝延八大讚的唄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