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師則中開王路。」可見，被譽為中國佛教史上三大西行求法的高僧，精神是一貫的，而其首位乃是法顯，此後的玄奘及義淨，都受他的影響。

法顯西行十五年，攜帶回國的經律，依據《出三藏記集》卷二所載，共有十一部，被他譯出的有六部凡六十三卷，包括《大般泥洹經》六卷、《大方等泥洹經》二卷（佚）、《摩訶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戒本》一卷（佚）、《雜阿毗曇心》十三卷（梁僧祐時代已佚）、《雜藏經》一卷。未及譯出而由後人譯成漢文的，則尚有《長阿鋡經》、《雜阿鋡經》、《彌沙塞（五分）律》、《薩婆多（有部）律》等。從法顯攜歸的經律種類及卷數來看，乃是偏重於律部梵本的求取，除了四分律及新的有部律之外，現存於漢文中的諸部廣律，幾乎都是法顯帶回來的。這也正如《法顯傳》中自稱是因為「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而「至天竺，尋求戒律」的出發點所在了。正由於此，法顯對於戒律在中國的弘傳，乃是居於關鍵性的一位大師，縱然自唐代以來的中國律宗，是以四分律為根本，可是在諸漢傳佛教的戒律學文獻之中，法顯的貢獻，依舊處處可見。所以中國佛教的戒律，已不像印度部派佛教時代那樣地，每一部派各守一部律典那樣的局面，而是可以參考各部廣律，匯歸於四分律宗了。所以中國的律宗已經不是部派型態小乘佛教，而是容受各部小乘戒律的大乘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