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有依賴日本的保護而請日本向清政府交涉的。此可引錄東初老人的一段話，來做介紹：

日人目覩我國佛教遭受國家社會摧殘，遂效法西方耶教徒來華傳教方法，引誘中國僧寺受其保護，當時杭州就有三十多寺投入日本真宗懷抱，遇有佔用寺廟，搶奪寺產，就由日本領事出面保護，因此引起外交風潮，中日雙方交涉結果，日本真宗先取消寺產保護事情，後清廷政府始下詔保護佛教，並令佛徒自辦學校，各省始有僧教育會產生。各省寺院當局，亦知非興辦僧學堂，不足以保護寺產。當時日人水野梅曉於長沙設辦僧師範學堂，江蘇文希（亞髠）於揚州設立普通僧學堂，浙江之寄禪、松風，北京之覺先等，南北呼應，實為當時佛教界創辦僧教育之領袖人物。（《佛教文化之重新》的〈智光大師與中國佛教〉；另可參閱《太虛全書》第二十九冊〈文叢〉四六、四七頁）

由此可知，中國佛教的近代教育，是由政府及知識階層逼出來的。上引文中所說的水野梅曉，是日本曹洞宗的學者，他於光緒二十八年（西元一九〇二年）到浙江天童山，禮如淨禪師的塔，因得當時天童山住持寄禪的勸請，便於光緒二十九年至長沙，創辦「湖南僧學堂」，建立了中國佛教新的僧教育風氣，這是中國新僧教育的第一所學校。（道端良秀的《中國佛教史》二九〇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