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進靜安寺,密迦已經入獄,據先去的同學告訴我,密迦對於學僧是非常愛護的,常住的經濟雖很困難,但總一切為學僧的生活著想,佛學院的基礎,完全是他打下的,講堂桌椅都是他做的,他還為學僧每人發了一條毛巾毯子,用來整潔內務,我去雖晚,但也分到一條。原因是只能在院使用,出院則繳還監學。

白聖法師接任之後,雖然經常在與流氓鬥法鬥智,但對我們學僧的生活也很關切,輪到他來做精神講話,總也要問問學僧的生活,以及學僧對於生活的意見。學僧提出要求,如果是合理的,他也沒有不接受的。比如我們要洗澡,去浴堂洗澡的錢,皆由常住負擔;我們要做春季旅行,包兩輛大客車,做竟日之遊;我們要聽某某法師講大座,便由常住叫專車接送。我們集體遊覽過上海市的好多名勝,我們曾去枕香閣聽南亭法師講《法華經》,也曾去圓明講堂聽圓瑛法師的《楞嚴經》,南亭法師之對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因為去聽了一次經,他見我年紀最小,故在下座之後,特地問了我幾句話。

但在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春後開始,學僧的情緒,漸漸散漫了,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佛學院畢業,並不能夠真的成為講經說法的法師,即使能夠講經說法,在此動亂的時代中也不會有人請你。出家人皆賴經懺為生,未來的社會,必將不容有此生活方式的存在。於是,同學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