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民國四十一年（西元一九五二年）春季，在小基隆住了一年，這一年的海防生活，非常自在安適，我們一個電臺，獨住一所克難草房。

那是一段最輕鬆最閒適的日子，沒有操，也沒有課，一天之中，僅向團部用無線電聯絡幾次，其餘的時間，全由自己支配。所以，那一年之中，是我軍中生活的黃金歲月，利用那段日子，看了好多的文學作品，往往獨自一人，捧著書，坐在靠山面海的小山崗上的樹蔭底下，一待就是半天；同時也利用我自己克難的書桌──其實僅是一塊木板釘了四條腿，開始學習寫作，第一篇由吳國權投到《戰鬥青年》，第一篇就錄用了，並且換回了三十多元的稿費，這個鼓勵是很大的。從此，我們軍中的刊物，常常見到我的散文，我也接到了特約記者的聘書，每月所得的稿費，如果寫得勤的話，超過了上士的薪餉，雖是軍中刊物，同樣也有稿費。當然，退稿的機會很多，沒有稿費的也不少，可是從此我卻成了軍中的「作家」，凡有文藝活動，都會有我的一份通知，雖然僅是一個軍的範圍，我也感到光榮，並且也是受著很多人羨慕的一份光榮。

就在那年的春天，我也收到了妙然法師的通知，邀我們上海靜安寺的同學，到北投的居士林聚會一次。那次，除了在基隆港務局的吳國權（原名彌贊，現在已是三、四個孩子的爸爸了，改在郵局服務，為人很好，對我很熱心）沒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