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然她能一直等到現在,在現實的局勢下,我又有什麼辦法去奉養她呢?可憐,我連母親的忌日是那一天,都不知道啊!
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的冬季,學院放了寒假,我決心要回俗家走一趟,但是,當我乘火車到了無錫,因為新四軍的勢力已經到了我的家鄉,內港沒有船了,公路的汽車也不通行了,要是步行回去,第一路途不熟,第二危險很大,在百多里的旅途之中,隨時都可能遇到變故。不得已,只好折返了上海。
過了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的農曆新年,我俗家的人,多半都到了上海,他們是我的三個哥哥、兩個姊夫、一個嫂子、一個堂姊、一個表姊。鄉下鬧得天翻地覆,所以老百姓都活不成了,大家都來上海餬口了,家裡僅留下父親一個人。我問他們,父親的情況怎樣,他們只說老年人總比較好些,大概不會有危險,其餘的,他們也不得而知。他們都是冒了生命的危險,步行到上海的,從家鄉到上海,晝伏夜行,忍飢耐餓,費時半個多月,也是夠他們苦的了。
然而,當我要報名從軍的前夕,去曹家渡的一個亭子間裡看他們,他們又準備著步行還鄉了。這時的共軍已經控制江南的大局,並且已到了崑山。他們聽說對於自動還鄉的人一律寬恕,否則,等到迫令還鄉,性命就難保了。唯有一向在上海擺豆漿攤的大哥,他是聽天由命,不動聲色。因此,當我離開上海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