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俗家的二哥夫婦也從大陸來台給我探病,正好有一點空閒,可以早晚相聚。
可是馬來西亞方面已經在吉隆坡租定了一個可以容納三千到五千人的會場,以售票方式將入場券全部售罄,新加坡方面也租定了三千人的會場,所有的文宣、海報、入場券全部發了出去,從總理吳作棟先生夫人,到部長、司長、工商界菁英人士都會出席我的演講會。在德國也租好了場地,收了來自歐洲十多個國家參加禪七者的費用。經過函電傳真往返洽商,馬來西亞方面接受了這個事實,雖然他們知道善後處理問題相當棘手。新加坡方面原則上也為我的健康設想,可是那邊的負責人朱盛華女士,幾乎一天來好幾通電話,都是在哭,一邊問候師父,一邊報告那邊狀況,好像我不去,他們雖可以接受,但幾乎要上吊了。
我的比丘尼弟子果梵師向我請示如何處理,我只有苦笑一下說:「我的生命就是用來報三寶恩的,還有一個地方為了佛法非要我去不可,就是我死了也應該去,希望三寶加被,龍天護持,平安無事,到時能否上飛機,也要看他們的福報如何了。」這樣一來,又使得我台灣的弟子們哭了。我真覺得業障很重:不去,那邊有人哭;要去了,這邊的人哭!
在德國柏林方面,也不斷的用傳真及電子郵件詢問我健康狀況,同時報告他們所作的決定:那兒的禪七將照樣進行,如果我實在病得無法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