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才能啟問：「那是洗腎者必然經歷的痛嗎？」師父苦笑搖頭，說是因自己體質使然，也可能是當日幾個重大的療程接著一起，所以造成身體極度不適。

這段口述，歷時約一個半小時，師父囑我不必急著整理，目的只讓日後有人為師父作傳時充做參考資料。同一時期，師父亦一鼓作氣口述了法鼓山開山過程中的種種，即已出版的《法鼓山故事》。師父如此急於大病初癒後立即口述，只為憂心若不及時留下記錄，只怕日後關於法鼓山的種種「傳說」，都只是誤傳。

師父出院後，我的隨行工作又接上了，只是當日後師父行程再現空白時，我已心底有數，卻還是因放心不下而問機要祕書：「師父還好嗎？」得到的答案總是：「還好！」不過，能使我放心的，有時竟是師父病中捎來的電話。二〇〇七年入秋，師父又一次歷經生死交關的險困，而在脫險後致電囑我準備錄稿。我一時不知是憂是喜，然而多半我是放心的，至少聽見師父的聲音，至少接到師父開始交付的任務。

二〇〇八年四月，我再度接獲師父口述的通知，以為就是前次師父示意的病情。四月二十二日午後，我到了中正精舍，就著佛堂的會議桌開啟筆記本與錄音筆，等候師父。師父到來時，手上拿著一疊資料，使我好奇。我猜錯了，這並非一次單獨病情的口述，而是師父晚年得病以來的生活總述，而師父手上的紙頁，便是過往行程的依據。師父口述的晚年生活，大多數的行程我都跟著，那就像是重看第二次的電影，反覆再讀的書，許多行程仍在我腦海中留有清晰的畫面。因此師父口述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