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漸地由首都的王族、顯官、貴族，擴展到地方的豪富，以及工商業者的群眾之間，顯示佛教文化的普及化與大眾化的傾向。

在兩浙地方，可以看到天臺宗和禪宗的活動，及其相互的接觸與種種的關係。由於杭州靈隱寺契嵩，出版《六祖壇經》之後，著了《傳法正統記》、《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論》，加上《輔教編》，上表進獻，受賜明教大師之號，並許這些禪籍，編入《大藏經》中。但是，由此入藏之舉和出版事業，便在佛教界激起一大論爭的波瀾。那就是天臺宗和禪宗的論爭。先從四明知禮與天童子凝開始，為了達摩門下三人得法的批判，往復論難，達二十回之多。對於契嵩所持禪門傳燈二十八祖之說，射出第一箭的，乃為吳興天臺宗僧子昉；他用天臺宗二十四祖之說，寫作〈祖說〉，批判契嵩；契嵩便作〈解誣〉；子昉又以〈止訛〉加以破析。可是，獨步於晚唐五代的禪宗，由於和復興後的天臺宗之間，抱有越來越強的宗門對峙的意識，便產生了敘述宗門之傳燈的史籍，那便是編纂了通覽佛祖以來古今沿革的佛教通史，因此也就促成了佛教史學的發達。

在以直指人心與見性成佛為旗幟的祖師禪方面，已由和隋唐的義學諸宗相對，主張不立文字與教外別傳的立場轉變過來；自唐而至五代，產生了《歷代法寶記》、《楞伽師資記》、《傳法寶記》、《寶林傳》、《續寶林傳》、《祖堂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