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著如此低階地位僧官的自我束縛，嚴格地限制著寺院的新建與出家得度及僧尼的行為，在這樣法制下的佛教，失去了宗教活動的自主性，因而，僧尼及寺院的增加，也無能為國家的建設，提供力量，這是基於用儒教國家的傳統立場，來衡量佛教的必然結果。例如清世祖順治二年（西元一六四五年）禁止僧尼道士，與俗人混雜居住，也不得於街市募財；清聖祖康熙十六年（西元一六七七年）禁止京城的寺廟向民眾說教。這樣一來，固然整頓男女混雜的風紀，同時也將寺院和民眾隔離。從這民眾教化的情形，也可以看出，在異民族統治漢民族的特殊政情之下，是如何地作具體的處理。

第二節 清朝的民眾教化

滿清朝廷，在統治著具有高度文化漢民族的過程中，在作為維持其政權的重要政策之內，堪加注意者，乃為對於從來不加拘束的庶民階級，作了教化的工作。由來中國的為政者們所擔心的，是為表現對於政治的不滿，而發生於庶民社會的宗教叛亂；清朝為了緩和民眾對於政治的不滿，並且根絕宗教的叛亂起見，便以實施民眾教化，直接號召下層社會，普及封建的儒教道德，以達成其政治權威感滲透的目的。此一具體的政策，即如清聖祖康熙九年（西元一六七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