頒布了「聖諭」十六條，清世宗雍正二年（西元一七二四年），將之敷衍而成為「聖諭廣訓」，頒布全國。從此直到清德宗光緒末年（西元一九〇八年），每月的朔望，在各地方各開兩次例行的聖諭廣訓講讀會，竟然成了一種民間的風尚。它的第七條，名為「黜異端以崇正學」的項下，對於佛教的抨擊如次：「如吐妄說而謂一子出家九族昇天；說地獄、輪迴、報應等之虛談以惑人；設龍華會、盂蘭盆會、救孤會，男女混淆，不分晝夜，講經說法以計利；甚而至於立黨結盟，逆於大義名分，惑世誣民。」

儘管雍正帝及滿洲人是信奉喇嘛教的，對於漢民族的宗教政策卻不同。異民族的為政者，藉儒教的權威，正社會的風教，以教化庶民。阻止了僧尼等的社會教化活動，將寺院僧侶與社會隔離，接著又以法令，禁止婦人女子參拜寺廟，若犯者，寺廟以迄常住僧受罰。

與此風潮俱來的是什麼呢？唐末以後，在中國的民間所形成的儒佛道三教混融的民間信仰，乃係以正常的教義，將佛教及道教改變後而作的普遍化。在明朝，被稱為所謂善書的刊行物，到清朝，因為故意將宗教與民間隔離後，卻有更多的所謂寶卷（藝人的說唱），為民間所愛讀。這大概是由見於敦煌文書等的「變文」轉化而來。漢民族對於異族政權，發生反抗意識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