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富有的伐臘毘國(Valabhī)〈註一二〉,在伐臘毘國的百億長者,達百餘家。玄奘當時的摩臘婆國,是學術的中心地,堪與中印度的摩揭陀國頡頏。到了義淨時代〈註一三〉,這一情勢移到了伐臘毘國,假如印度人有志於學問、藝術者,不是去伐臘毘國,便是來中印度的那爛陀,形成了兩地互爭輸贏的狀態。

《大日經》成立之假定


這個伐臘毘國,在西元第六世紀之末,已有唯識十大論師之一的安慧(sthira-mati)〈註一四〉,受到達拉闍那王(Dhara-sena)〈註一五〉的皈依,建立佛寺,嗣後相繼受到王家護持,巨大的布施,設立圖書館,向各地蒐集可能得到的圖書藏於此地〈註一六〉。意料中作為《大日經》的先驅思想,即是法身大日,現種種身,攝化眾生。強調方便思想,不拘形式,為了利益眾生,得攝取所有外道的教法者,有堅慧(Sthira-mati)的《入大乘論》〈註一七〉。出身於南印度羅羅國的達摩笈多(Dharma-gupta)於隋朝大業年中(西元六〇五~六一六年)譯出的《菩提資糧論》等,也流行於此地。何況伐臘毘國圖書館裡,也藏著這些書,由於此等論疏所得暗示的同時,為了因應在羅荼國醞釀的情勢,是否即有住於此地的大德,在西元第七世紀的中葉之際,編成了《大日經》呢?乃是可想而知的事。這不過是一種假定,在完全缺乏史料根據的印度,除了由其周圍的情勢加以推測之外,就別無他法了。